每个人都需要一节生死课

网络 admin 2019-02-02 22:27  阅读量:6669   

  每个人都需要一节生死课  你是否想过究竟该怎样与自己或家人道别?

  生命的尽头谁做主?医生?家人?还是自己?无论如何,所有人都避不开死亡这件事情。生活里,有人正经历着病痛折磨;有人正面对着亲人即将离开的事实;有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最终来临的那一刻,感到恐惧和无助。

  庆幸的是,如今不少专家、学者以及专业人士,已经关照到人们的需求,将生死学这门学问带到大众中间进行传播。无论是生前预嘱还是缓和医疗的概念,都已经慢慢渐入人心。

  就在两天前的冬至日,一场关于生死学的公益讲座在北京举办。主办者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邀请来做分享的嘉宾中,有生前预嘱的推广者、在大学开设生死学的教授;有80后面对双亲离世的独生子女;也有帮助患者和家属迎接最后时刻的缓和医疗践行者……  

  ■50岁为自己写好遗嘱

  今年60多岁的陆晓娅教授,曾经任职于《中国青年报》,一手开办了有影响力的“青春热线”。50岁出头的时候,陆晓娅为自己写好了一份遗嘱,还发给了不少亲友看。现在十多年过去了,她成为一名生前预嘱的推广者,还在北师大开设了一门《影像中的生死课》。

  为什么要50岁的时候给自己写一份遗嘱?公益课堂上,她分享了自己写遗嘱的心路历程。那一年,她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去世了。朋友的女儿在妈妈的遗物里找出了一个相片的底片,那是她妈妈为自己的葬礼准备的照片。陆晓娅猜想,这位朋友可能没有写下遗嘱,或者在临终的时候跟她的家人有过非常多的深入的交流。因为这张照片的事情,她的女儿是在她去世以后才发现的。

  “谈论死亡,整个华人文化里可能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难以开口的事情,我的这位朋友离开以后,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遗嘱。”陆晓娅说,她现在还记得,真开始动笔写遗嘱时候,还是会觉得与世界别过非常地不舍。当写到想跟家人说的话的时候,她忍不住流眼泪了。

  过了60岁以后,她又增加了一个仪式,每年的生日要改一遍遗嘱。“当你勇敢地面对来日无多的现实时,你才能更好地珍惜每一天,活好每一天。与其拼命努力去增加生命的长度,不如好好地改善生命的质量,与其把自己活成个行尸走肉,不如让自己活着的每一天都变成节日,学习的节日、工作的节日,创造的节日,思想的节日、美的节日、爱的节日。”陆晓娅认为,提前对死亡有认知,才能更加有意义地活好每一天。

  ■80后独生子女如何应对亲人离去

  在医学传媒业工作的燕小六是一名80后独生子女,在经历父母先后被确诊为绝症时,所有的医疗抢救决定都要她自己做,所有照顾家庭和亲人的担子都要自己挑时,她才觉得自己是个完全独立的成人了。

  在父母生病和离去的那段日子里,她经历了一个人生的低潮,需要向朋友倾诉,也求助了心理舒缓治疗。她也学会了,将压力分散,生活上求助于别人为自己减负。

  “我现在身边的朋友会说,我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优点就是看自己好的一面,去看它可解决的一面,去找到解决方案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,死亡是必会发生的一件事。意外也是一定会到来的东西,挫折也是,突然也是。它不会跟我们打招呼,说来就来。然后它来了以后,如果我们自己心态准备好,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出现。我们随时都是准备着,然后用自己好的一面、积极的一面去看这个生活,生活就是很美好的。”

  ■缓和医疗让生命走得更从容

  来自协和医院的宁晓红教授,是一名缓和医疗的推动者。缓和医疗很多人都觉得陌生,其实它与临终关怀、安宁疗护、宁养疗护这些概念基本相同,是指对生命期有限的病人及其家庭的照顾。

  在协和医院多年的行医中,宁晓红见到了太多的生死,以及病人和家属在最后时刻的无助。她心里为这些患者和家属感到痛苦,同时也想尽力帮助他们。2008年她加入了北京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,在癌痛治疗的过程中,她听到一个词叫“姑息治疗”。在台湾学习这种“安宁疗护”时,她被震撼到了: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死——医院里专门给这些病人病房,还有志愿者,还有厨房甚至钢琴。缓和医疗照顾到患者和家人“身、心、社、灵”四个层面,力图在最大程度上使患者在人生的最后一程远离痛苦,有尊严地离去。从此后,她成为“缓和医疗”的推动者,在协和医院进行了缓和医疗的大胆尝试。

  生命期有限的病人通常会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安排:一是过度治疗,有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;二是治疗不足,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。在她尝试的缓和医疗中,病人可以带病去旅游,去自己想去的地方,也有权利选择接受无创无痛苦的治疗。

  宁晓红说:“大多数人并不是医务人员,对于我们的死亡,我们家人的死亡要知道的不见得比医生少,所以我们有要求就提出来,就要商量,不要觉得医生肯定比我知道的多,医生肯定会告诉我最好的答案,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做好,一起,我觉得作为医生也需要来自患者和家人的信任和鼓励,甚至一起想办法,才能做得最好。”

  本报记者 傅洋 J004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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